老王開著載有8輛雪鐵龍轎車的大貨車行駛在京港澳高速上，從湖南段駛出接近廣東入口時，他開始減速，車子平穩(wěn)地停在小塘收費站，計重顯示過路費865元。老王從腰上胯包里掏出錢準備交費，臨行時放上的厚厚一迭錢顯然已“減肥”了一多半兒。“一上路就‘燒錢’，單程的運費才一萬多，可光過路費就五千左右，有時候罰款也四五千，根本賺不到什么錢！”老王是一個大貨車司機，長期跑從北京到廣州的線路，本想等積累一些經(jīng)驗后，自己也買一輛車做老板，可兩年多來的工作經(jīng)歷，讓他這個想法漸漸淡了，因為公路收費實在讓人不堪重負。
剛說到罰款，就見一旁的交警指揮老王把車子駛到站邊的廣場院內(nèi)，“壞了！”老王眉頭一皺！工作人員只瞅了一眼車子，便熟練地開出了一張2000元的超限罰款票！老王一個哆嗦趕緊下車，好說歹說、軟磨硬泡，最終罰款改為1500元。
某收費站每年要完成800萬元罰款任務(wù)
我國高速公路收費標準過高，各種過路過橋費已高達運輸企業(yè)成本的1/3。“如果再加上罰款，公路運輸這一塊兒的費用能占到企業(yè)成本的五成以上。”
從北京到廣州2500公里，為了省點過路費和罰款，老王真是什么辦法都想盡了，比如不走高速改走國道，在早中晚飯點交警空崗時過站，在行駛證里給交警夾黑錢等等，但往往還是防不勝防。“比如這個小塘收費站吧，每次路過那是必然被罰，所有車輛如果沒有超限站的罰款票和放行單，收費站就不收費、不發(fā)卡，不放行。”老王所在的公司平均每天有4臺車經(jīng)過該站，每天最低產(chǎn)生5000元罰款，一個月下來總計約15萬元。“事后公司就此做過調(diào)研，得知該站每年要完成800萬元罰款的任務(wù)，所以出手才這么狠。”老王告訴記者。
其實，老王的經(jīng)歷并非個案，對于在國內(nèi)銷售商品的公司來說，配送和運輸一直是他們最頭疼的事情之一。國家發(fā)改委經(jīng)濟貿(mào)易司副司長耿書海在2011年中國物流發(fā)展報告會上指出，我國高速公路收費標準過高，各種過路過橋費已高達運輸企業(yè)成本的1/3。“如果再加上罰款，公路運輸這一塊兒的費用能占到企業(yè)成本的五成以上。”北京交通大學物流研究院執(zhí)行院長侯漢平說。
公開資料顯示，全球共有14萬公里收費公路，其中10萬公里在中國，占了七成。2007年2月，世界銀行專門發(fā)布的一份有關(guān)我國高速公路的研究報告顯示，我國高速公路通行費全球最高，而通行費的可承受性全球最低。
“為了節(jié)省開支，有人絞盡腦汁逃避交費，那個拉沙的河南農(nóng)民想到了套用軍車牌照這一招兒。8個月，拉沙只掙了20萬，逃掉的過路費卻高達368萬！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筆買賣！”賽迪顧問副總裁秦海林博士的言語里明顯透露出一種同情，“很難想象，那些沒有逃費的貨車，過的是怎樣的日子？”
高額的運輸費用也對相關(guān)企業(yè)的生存和發(fā)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(zhàn)，“你看，這是我們上個月的開支單，過路過橋費100多萬元，罰款40萬元。”李揚是北京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總監(jiān)，主管公司財務(wù)。“汽車整車運輸是我們的主業(yè)，這幾年汽車廠家不斷要求運價下調(diào)，而包括過路過橋費、罰款等在內(nèi)的各種費用卻一直在上漲。所以雖然現(xiàn)在中國汽車市場產(chǎn)銷兩旺，但公司的生意卻越來越不好做了，這兩年公司的毛利平均在百分之二三十，凈利僅為百分之五。”
